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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打之年,歌手“隐退”

《我是歌手》节目与它请来的歌手们做再多的实验,看起来都于事无补。《我是歌手》,确实曾给少数歌手带来了职业生涯的春天,仅仅是幸运的少数。在《我是歌手》中,更多歌手想要表达的或是天真的、邪恶的、自省的、悲惨的、浪漫的、暴戾的故事,最终都没有如他们所愿地拔地而起扬眉吐气,只能继承冷静无闻沉入海底。

为缔造音乐而生,如今《我是歌手》却走到了终点。和隔邻开播毫无声响的《中国好声音》一起,老牌音乐综艺的运气,让人唏嘘,又无可怎样。

《歌手》,想做这个抵牾的音乐承接者,也终究在抵牾中消亡。互联网时代到来,版权市场被蚕食,流量当道,歌者求生。唱片业落寞后,歌手消亡在自我开创与闭合中,也消亡在时代的前进与叛逆中。

这不是缔造音乐的春天。囿于市场体制、资源职位、成长蹊径上的理解,流量明星比唱片歌手吃香太多。两者之间有着一条庞大的鸿沟,这条鸿沟既是显性的天赋异禀、业务本领、舞台表达,也是隐形的市场、成本、观众缘。

这些年,《我是歌手》总在不断地摇摆。一边找本身,一边迷失。想要保持新鲜感,想成为缔造音乐的先锋,注重气势气魄标签与辨识度,甚至不吝掘客优质小众的音乐以独领风流;一方面它又急切需要掌声和流量,让节目作为一档当红综艺当之无愧。

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

《歌手》八年,有专业受众的视听疲惫,也有公共审美的普遍疲倦。赛制上的小修小补,加上歌手自己的乏善可陈,都让这档红极一时的综艺失去了原本的灼烁。

那些“差异寻常”的音乐人和他们的作品,无论精美,新潮,甚至高级,往往能被公共采取的依然凤毛麟角。不管何等有观念与意义,有没有被遍及承认与传唱则更为重要,从唱片的审美、歌曲演绎、比赛比拼的角度,公共对付歌手的评判尺度,依然是朴素的、传统的、单一的,也是不容易被等闲改变的。那些熟悉的面目和熟悉的歌谣,又成为观众对歌手创新无能的质疑,这种评判既是苛刻而不公的,却又是残忍和公正的。

在方才竣事的湖南卫视大屏共享会上,《我是歌手》节目标总导演洪涛公布《歌手2020》将是《歌手》系列的最终季,2021年就不再做了。

“我在寻找什么,一个灵感,一段旋律,照旧一首歌。我在寻找什么,更多的掌声,更大的舞台。” 去年,节目组为2000年出生的歌手克里斯蒂安·科斯托夫撰写宣传文案。这段文字不经意间投射出,一季又一季的歌手和他们的作品,其实布满了抵牾。

著名音乐人宋柯曾坐在本身开的烤鸭店里谈唱片业的运势与衰落,他笑称这自己已足够有趣。每个曾改变时代的音乐,有时候也隐喻了时代自己。属于歌手和唱片业的黄金时代,盼愿,不行及。